大年初三,新余的大街小巷仍沉浸在年味里。位于城南街道四眼井社区玉紫南路的渝水区老干部宿舍5号楼内,暖意融融。

何宇停好车,拎着年货,领着妻儿走进院子。“奶奶,我们给您拜年来啦!”他在南昌铁路系统一个工程部门工作,负责项目部施工建设。春节值了几天班,轮休第一件事就是到新余来看望奶奶王桂霞。

剖鱼、切肉、择菜……何宇母亲和大伯母在厨房穿梭忙碌,说说笑笑。

客厅与厨房相连,家具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,收拾得干净整洁。王桂霞安坐在沙发里,身形瘦小,膝上盖着条红毯子,脚下圈着一只火囱。这位百岁老人笑眯眯地看着儿孙们进进出出、忙里忙外,目光里满是安详。

院内,一棵高大挺拔的玉兰树,枝叶繁茂如盖,树根深扎泥土,将周围地面拱出斜坡。“这棵树,还是我爱人从西南回来时种下的。”王桂霞指了指外面,“种的时候他说,这树好,开花白,长起来直,生命力强,像咱们当兵的人。”

一句话,把时光拉回了烽火岁月。

王桂霞出生于河北保定一个贫苦家庭。1941年,15岁的她带着赶跑日寇的坚定信念,毅然参加革命,投身由八路军一二○师教导团和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的一个分队组成的抗大七分校。1945年,她被分配到358旅野战医院救护队当护士,在山西、陕西的战场上救治伤员。也正是在那里,她与同在358旅野战医院的何凤辉相识相爱。后来,两人随部队进军大西南,在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任职,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离休到新余。

“那时候过年,哪有现在这么丰盛。”王桂霞比画着碗的大小,“延安的冬天冷得很,一点小米粥、窝窝头,就算过年了。但没有人叫苦,因为心里有盼头。”

王桂霞的小儿子何国忠在一旁剥着冬笋,接过话头:“我父母都是革命军人,虽然没有留下什么万贯家财,却用一生的行动,给我们留下最珍贵的‘传家宝’,那就是——做人,要本本分分;做事,要踏踏实实。”

他讲起童年的事。那时全家在军队大院生活,父亲是正师级干部,配有专车。他上小学要走20分钟到公交站,再挤40多分钟公交车。“记得有一次下暴雨,勤务员都看不下去,想开车送我去学校,父亲愣是没同意。”何国忠说,“小时候不理解,长大了才明白,他是要我们知道,红军的后代也不能搞特殊化,自己的路,得自己走。”

1969年12月,15岁的何国忠也穿上军装,光荣入伍。第二年,部队从雅安出发,沿当年红军长征路线进行二千五百里野营拉练,途经雪山。“父亲参加过反‘围剿’和长征,我能沿着父亲的足迹体验一下长征的感觉,刚开始还挺兴奋。”结果,二千五百里的拉练路程,他因高原缺氧喘不过气,最后紧紧拽着马尾巴才勉强翻过了雪山。“父亲当时带着一身伤病,没有棉衣御寒,吃的是树皮、草根,就着少量青稞面,二万五千里走下来,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信仰在支撑着他?”何国忠说,那一刻他从心底里致敬父亲,也致敬用脚步改写历史的红军。

“快尝尝,刚煮好的。”正说着,王桂霞的大儿媳毛丽芳端着一盘尖栗笑盈盈地走过来,“我嫁到这个家50多年了,从来没红过脸。‘家有一老,好比一宝’,婆婆的家风正,家庭氛围也比较好。家和,才能万事兴嘛。”

何宇是何国忠的儿子,因工作关系常年奔波在全省各地。“干工程这行,风险自然有。但父亲的提醒、奶奶的教诲我一直带在身上,要让经手的每一项工程,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”

时近中午,饭菜摆满了桌子。王桂霞坐在上座,在儿孙的祝福中,她缓缓举起杯,声音不大,却让满桌安静下来:“你们好好读书,好好工作,能为国家作贡献,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咱们家不求大富大贵,只求清清白白。”

何宇站起身,双手捧杯:“奶奶,我敬您!踏实做事,清白做人——这句话,我记住了。”

窗外,白玉兰树静静伫立,像一封无字的家书,写满一个世纪的风骨与传承。